民间工艺，是民间百姓生活方式的体现。而生活方式则是人们长期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下，在与这方水土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形成的创造性的生活智慧，它体现在衣食住行用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对当地自然资源的认识与理解，体现为对劳作方式的选择，体现为对生存状态的判断与认同，也体现为对所构筑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民间工艺决不仅仅是技术和美学意义上的工艺呈现，更是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在造物、用物过程中的传播、传承与实践。鉴于对民间工艺文化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基本认识，我们在研究山东民间工艺的文化特色时，就更注重从文化学、历史学框架进行根源性观测，从生活地域、区域文化入手，简要梳理山东四个比较典型的生活区域的民间工艺文化特色，它们是历经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等综合地域文化特征在工艺上的呈现。
山东地处我国东部沿海，有着极长的海岸线，北自滨州无棣的伏河口，南至日照的绣针河口，全长3000余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6，仅次于广东省。山东沿海地区比较典型的文化类型主要体现在胶东半岛，一般指烟台、威海、青岛地区，这里从地形上主要是低山丘陵，山海相连，以渔、林、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自古有东夷族群在此居住，古文明起源较早，先秦时期为古齐国所在地。胶东半岛地区海洋文化特色鲜明，民俗节庆多表现为对海的敬畏，海仙传说、道教传说、自然崇拜盛行，民风尚勤，勇于开拓和探索，从文化特质上来说，开放性与包容性是胶东半岛区域文化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古齐国尚霸道之业，重工商之利，因俗简礼，阔达放任，为此地的开放性提供了历史基础；其二，胶东半岛依海而立，自古就是交流与开放的重地，春秋时期就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隋唐至宋更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元明清之际，这里因战乱所致田荒人少，进入了人口流动与大移民时代，今天的胶东人多来自四川、河南、山西、云南等地；其三，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烟台的被迫开埠揭开了山东沿海地区开放的历史序幕，民国时期，西方的贸易、科技、文化、思想逐渐与胶东本土文化相交融，熔铸出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型样态，胶东更成为中外贸易、中国本土海陆贸易的中转站。
胶东半岛自古携鱼盐之利和交流之益，始终为山东最为富庶之地，其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多与生活紧密结合，呈现着现实生活的景观，洋溢着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总体风格体现为轻松、细腻、纤巧、秀丽，生命力较为鲜活和跃动。从工艺题材的内容上看，除其他地区常见的吉祥图案、宗教神像、巫术信仰、神话传说、孝道亲情、戏曲故事（移民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比较有特色的是鱼、虾、蟹、蚌等各类海洋动物形象在剪纸、年画、面塑、玩具、石雕等民间工艺上的呈现。另外，因秦汉时期胶东半岛的方仙道文化曾对秦皇、汉武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三神山（蓬莱、方丈、瀛州）崇拜、海市崇拜、东莱神主崇拜（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均在后期民间工艺如年画、剪纸、刺绣、陶瓷上有所体现。蓬莱还是八仙传说的诞生地，在发扬光大于胶东崑嵛山的全真教的推动下，八仙广泛流传，至明朝中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信仰。胶东民间工艺更是八仙及其法宝展示的重要舞台，几乎所有的工艺品类均有所表现。胶东半岛自古有着追求长生不老的方仙道传统和神仙方士队伍，再加之金代全真道和全真七子在胶东的弘扬，这里道教文化渊源深厚，气氛浓郁，道教神祇也在民间工艺题材中多有呈现，因全真道追求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所以还会出现类似“十八手观音”这样佛道合一的形象。从民间工艺品类来看，比较有特色的是近代开埠后出现的、由西方人士教授、批量生产后出口至海外的工艺品，如草辫、花边、抽纱刺绣、发网等。20世纪30年代左右，由美国人创办的烟台毓磺顶剪纸研究会也教授农村妇女剪纸技艺，批量剪刻，作为工艺品出口海外。这批剪纸，表现当地的山川景观、四时花景与人物、动物，但表现手法却已与当地传统的图案化图形不同，更多借鉴西方剪影和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强调透视和明暗关系，颇具特色。从民间工艺的表现技法来看，以胶东剪纸为例，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剪纸相比，胶东剪纸纤细、精巧、秀丽。胶州、平度一带剪纸镂空大、线条细，独特的“打毛”工艺用细小的线性毛刺来增加画面的丰富性和层次感。这里的剪纸多用作窗花，极强的通透性使得木格窗棂（雀眼窗）明快喜庆。可以说，胶东民间工艺既保留了胶东古老文化的历史印痕，又附着着交流带来的“重地”“重海”“好利”的精神特质，呈现出多元而灵动的文化形象。
鲁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涵盖济南、淄博、德州、滨州、潍坊等地市；从地形地貌上主要指泰沂山脉以北，渤海以南，以淄河、潍河流域为主形成的广大地区，地势由南向北逐步降低，内有济水、孝妇河、弥河、白浪河、虞河、胶莱河诸河流，造就了泰沂山地丘陵、河谷平原、冲积平原、海积平原、潮滩等间错分布的条带状地形。河海交汇使得鲁北地区拥有面积广阔的滨海平原，但也因地势低洼，土地盐渍化严重，茅草、芦苇、柽柳等盐生植物生长茂盛，为畜牧及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古代鲁北人民在与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铸就了刻苦耐劳、勇敢刚直的性格，在适应鲁北盐碱、河患、干旱、蝗灾等诸多不利条件的情况下，逐渐改变着粗放管理、广种薄收的农耕传统，向深耕细作发展，至6世纪出现的《齐民要术》，便是当地旱地农作经验的高度总结，提出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系统，是鲁北农业耕作技术发展的见证，也体现着鲁北人民不断探索的精神品质。
历史上，鲁北地区工艺科技发达，著述迭出，为工农业发展形成良好的推动。《管子·地数》篇就曾阐释过矿产与土壤、植物的分布关联；《管子·牧民》篇强调农时、地利的关系。官书《考工记》记载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工艺造物智慧与科技思想，树立起制器尚象的官方工艺伦理范式。清代孙廷铨的《野蚕记》、蒲松龄的《农桑经》、李敬之的《马头娘养蚕真经》、马益的《庄户杂字》等亦是助力农业技术推广的典范。鲁北陶瓷琉璃烧造业、柞蚕缫丝业发展历史悠久。临淄瓦当自周代就已出现，是齐国陶器的代表器物。《青州府志》载：“磁器出颜神镇，用赭、黄土作泥，窑炭烧成，缸、罐、盒、瓮、碟、瓶为郡境利用之资。”清中叶以来，淄博窑不断追求工艺创新，以当地钴矿料制土蓝青花颜料，出现了釉下青花等装饰工艺，淄博大鱼盘是其典型物件。战国齐缟，纺织技艺先进，“冠带衣履天下”，至明清时期，昌邑、周村等地成为山东柞蚕生产及丝绸商贸中心。可以说，依托地理之利，加上技术进步之便，鲁北地区在经济上既有林果矿产之饶，又有鱼盐农牧之利，《战国策》所称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局面正是以这一地区为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主张因俗简礼，“修道术”治国，唯才是举、不拘贵贱，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发展各类经济，规避“地薄人少”的弊端，重商之风的盛行也推动了齐人崇尚功利性格的形成。[1]《荀子·强国》就称“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鲁北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但儒风亦盛行，孝义文化情节深厚，孝子董永和孝妇颜文姜传说流传甚广，在吸收儒家思想及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当地形塑着重技术、尚功利、崇文化的开放务实之风，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是东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明清以后，尤其近代以来，这一地区商埠云集，与全国及海外商品贸易活跃，民众思想开放通达。鲁北地理禀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人文流变中，将西周重农思想、齐地工商观念、儒家孝义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礼法结合、义利并重、耿直豪放、不断探索的鲁北鲜明人文特质。其历史地理属性及人文观念影响到民间工艺上，主要体现为：第一，鲁北民间工艺题材紧扣区域经济需要。以年画为例，除表现吉祥和伦理教化题材，当地流行《男十忙》《女十忙》等劝农、重农题材年画，还专门大量印制《秤头歌》《天下十八省》等适应经商需求的年画。杨家埠现存《蚕神》年画便是年画适应山东柞蚕业发展的佐证。第二，民间工艺在鲁北民众粗放达观的性格影响下更加注重艺术功能的发挥，不讲求形式与语言的刻意和局限，表现技巧以古朴直率、拙中蕴灵见长，多豪放粗犷之作。无论是鲁北剪纸，还是陶塑雕刻，皆讲究粗中有细，线条古拙坚韧，亦如直观阔达、诚厚淳朴的鲁北人性格之显现。第三，鲁北地区尚实学，重视工艺技术革新与经验总结，注重民间多种材料的有效利用，历代多有工艺科技著述留世，工艺文脉源远流长，普及影响面广。当然，随着明清工商业的发展，鲁北诸多城镇市集上出现了适应市民需求的鼻烟壶、核雕、仿古铜器、嵌银漆器等，可看作精英文化审美喜好对民间工艺的渗透与影响。
鲁中南文化区主要指汶泗河流域，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主要涵盖泰安、济宁、临沂、枣庄、日照等地区。从地理地形上，汶河发源于沂蒙七十二崮之首的旋崮山北麓，借地势自东向西流，最终注入黄河，是黄河下游唯一的支流。汶河海拔较高，河床稳定，其干流与支流两岸均为广阔的平原，是山东省最大的山前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各类农作物生长。泗水发源于今天新泰市太平顶西麓，最终汇入淮河。汶泗流域是原始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自古就是农耕文化的典型区域。这里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区，也是海岱文化区发展的中心之一，这里的村落和城市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发展最为稳定，是山东地区最早迈向社会复杂化的区域。进入周王朝，汶泗流域又成为以鲁国和姬周文化为核心的众多小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区，也成为儒家、墨家文化的渊源之地，最终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中南文化区是鲁国文化的重要腹地和核心区域。西周建立后，周武王重视东部夷族地区的平定与发展，分封齐、鲁两国，将视之如父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吕尚封为齐国之君，将周王之辅、其弟周公旦封为鲁国之君，可见对齐、鲁两国的重视。其实周封齐、鲁，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授姜太公以“三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2]，意在镇抚东方夷族；封鲁之时，将代表周王朝礼乐文化的礼官、礼器和文献特赐予鲁，并受命可以郊祭文王，享有天子礼乐等文化特权，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乐之都，进行文化统治。成王年幼继位时，因周公留佐摄政，故改封其子伯禽于鲁国。伯禽就国后，受周公制礼作乐、制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影响，在文化、政治与经济上都实行了与齐国不一样的政策。简言之，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鲁国力推宗周礼乐文化，用行政手段改变和革除殷、夷旧族的固有习俗，以至春秋末年周王朝礼崩乐坏，鲁国依然保存着完整的礼乐文献，时人感叹“周礼尽在鲁”[3]，鲁国已成为保存周礼文化最完备的文化中心，并培育出孔子及儒家学派。其实，礼乐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乐合同，礼别异”[4]，即礼把人们区分出等级，乐又使人们和谐相处，所以鲁文化逐渐形成了“明德慎罚”的德治之思，反对战争，以礼治国，以礼修身，重视人精神理想的建设，致力于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其二，“亲亲上恩”的用人方针。“亲亲上恩”即近亲者、尚恩人，与齐国“尊贤尚功”的用人原则迥异，此方针的目的是保证鲁国的政权世世代代掌握在与鲁国君有血脉亲情的人的手中。与齐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不同，春秋时期鲁国沦为小国并被楚国所灭，不能不说与此用人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在文化特质上，“亲亲上恩”也形成了鲁文化重亲情、讲究宗法伦理的特点，这既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又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国民性格。其三，“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鲁国地处汶泗流域，土地肥沃平阔，适宜农耕，且开发已久，早有农耕的传统。继承周统后，鲁国以农立国，虽也有手工业，但国家并不给予扶持和鼓励，所以始终无法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以农为本的鲁国，民风淳朴、厚德、勤俭、好儒、守礼、重行。
鲁中南地区的民间工艺受鲁文化影响较大，体现出厚朴、稳重、踏实、内敛、守礼、重义的总体特征。首先，农耕传统的根深蒂固进一步维系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这个区域的女性织绣工艺就较为发达，有鲁锦织造、刺绣工艺等。鲁锦是手工织造的纯棉提花纺织品，主要用于农村家庭的铺盖及穿用。鲁锦的图案纹样更是当地妇女生活智慧、思想智慧与审美智慧的结晶，她们用22种色线、20把梭、10匹缯，创造了近2000种图案，这全部来源于对现实生活、历史记忆与理想世界的抽象提炼与概括，体现为几何图式，代代传承与创新。较常见的有平纹、斜纹、缎纹、方格纹、枣花纹、水纹、狗牙纹、斗纹、合斗纹、芝麻花纹、鹅眼纹、猫蹄纹等基本纹式，长流水、迷魂阵、喜字锦、枣花竹节、十样景等是女人们喜欢织的常见图案。鲁锦色彩厚重、浓郁，图案变化丰富，织造工艺复杂，于粗犷中见精细，风格古朴豪放，与当地人敦厚朴实的性格气质一脉相承。当地刺绣也与胶东半岛的刺绣风格截然不同，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而完全为自绣自用之物，所以缺少了精致、美俏与繁华，却增加了素朴与简括。刺绣的重点也不是绣衣，而是帽子、鞋面、鞋垫、荷包等饰物。粗针大线，配色艳丽。鞋垫甚至采用割绒这种纳绣工艺，进一步打破精巧纤细的刺绣平面美学追求，用立体的图案色块加强视觉冲击，也不失为拙中见巧、另辟蹊径的创造妙思。同样，柳编也是当地男人的必备手艺，箢子、筐、篓、簸箕、笆斗、笊篱、斗、升、柳箱等柳编器物，都是农家生活日用须臾不离的盛器、用器、计量器。为生活而创造，柳编器物的造型完全服务于功能的使用需求，体现出致力为人之美。鲁中南地区古文明起源较早，是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中心，该地区陶器生产一直承继着早期农耕文明的创造因子，较为典型的是枣庄伏里土陶和临沂薛家窑泥陶，这里生产的很多陶器，有生活用品、祭祀用品、赏玩用品，均与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的陶器在造型与工艺上无较大变化，这既说明农耕经济的主体未发生改变，又说明该地区人们安土重迁、保守持重的性格特征。
其次，“亲亲上恩”重伦理、重亲情的文化特质在民间工艺上的体现是对孝、忠、义等人格道德的反复讴歌与赞扬，这一地区最典型的题材就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宋江起义作为史实材料，散见于宋、元、明几代正史与野史之中，从南宋起，水浒故事流传于街头巷尾，经民间口头传说、话本小说、戏曲诗文的加工创造，元末明初形成完整的《水浒传》，被传诵后世。这个故事之所以在民间社会有巨大的传播力与传承力，是因为它通过塑造一百○八位兼具忠孝节义与尚武好勇美德的水浒英雄，形象地构筑了一个太平、平等、和谐、至德，融儒释道多家思想为一体的理想世界，它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儒家的孝、忠、义。作为鲁文化的核心地区，每一位梁山好汉形象的塑造都熔铸了鲁中南人对人格修养、精神理想的理解与追求。
再次，礼乐文化深植在鲁中南人的生活之中，他们的民居、家具讲究等级、对称、件套体系、规格体制，以对应不同身份的人与生活格局。很多祭祀用品直接是对周礼、鲁礼的沿袭，较为典型的是糖人供。糖人供，即为飨糖，当地人俗称相糖，是用白砂糖熬化模制冷却而成狮子、柱子、塔、牌坊、丞相等造型，主要用于供奉逝者的三天、三七、五七、百日、三年，祭祀亡灵。糖人供的供奉等级可分小五顶、大五顶、七顶、九顶等，由此可见古老礼制文化在这里的延续。
鲁西地区主要包括德州、聊城、菏泽及济宁、枣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平原广阔，河道纵横，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既是夷夏文化交融碰撞之地，又是先商文化的早期活动区域，留下了大量商代早期建都发展的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文化底蕴丰厚。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南通中原，北抵燕赵，东依齐鲁，西窥秦晋，是四方交汇之所，多次成为诸侯征战的古战场。秦汉至唐宋时期又数次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边界或战争前沿。因此，鲁西地区在文化上兼具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特点，民风既有齐鲁忠义诚信之豪气，又具有中原好战智勇之侠风。特别是宋代以来，黄河屡次泛滥，灾荒连年频发，这里又成为历代农民起义和抗议封建统治暴政的多发地带，民间尚武之风盛行。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后，穿越鲁西的德州、聊城、济宁、枣庄等地界，绵延八百多里，出现了多个商业贸易中心，运河城镇大量崛起。这里北至京津、南与江淮运河相连，形成以运河市镇为中心、连接陆路与水路的贸易网络，携舟楫之利，成为四方物资与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人口密集，商贸发达，经济繁盛。“萃四方货物，滞鬻其中”，“缯绮自苏杭、应天至，铝铁自山西至，竹木自湖广至，瓷漆诸器自饶、徽至，楮币自浙至，凡日用所需，大率出自江南”[5]等记载多见于史册文存。在京杭运河的带动下，北部边疆的毡货、貂皮，西部的皮张、木材、药材，南方的绸缎、布匹、粮食、竹木、瓷器、纸张、铁货，东部的珍珠、海鲜等，都经由鲁西停留转运，互通有无，销往四方。
鲁西地区因黄河与运河汇通而发达，形成对运河网络的高度依赖。经济交流带来的不仅是南北东西物资的聚散，还有文化上的融合与开枝散叶。各地文化浸润鲁西平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山东运河文化，传统的重本轻末观念在这里逐渐被“不贱商贾”的观念取代，融合儒道传统的重商逐利之风在运河地区蔓延。
鲁西诸多民间工艺品类因运河而兴。比如，明初山西平阳府印刷工匠在运河东昌府段的扎根，带动了聊城雕版刻书业的发展，民间书坊大量涌现。东昌府年画也因山西画商的经营而发端，依托刀功娴熟的刻书艺人雕刻画版，形成了刻、印分家的制作历史与传统，吸引东昌府周边诸多商人农户依托运河形成农闲汇聚印画、农忙回乡务农的庞大的年画生产大格局。东昌府年画也因刻书匠刻版而独具刚劲的金石意味。在题材方面，东昌府年画中的岐山脚门神、馗头等样式也与同在运河岸边的朱仙镇年画一脉相承，在承袭中原年画典雅特色的基础上，更具阳刚粗浑之气，显现出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共融特性。明清时期北京皇城皇室陵寝建设，利用临清优良土质开窑制砖，使贡砖烧造一度成为鲁西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制砖技艺在鲁西扎根，代代相传。羊皮、织绒、毡罽等皮毛加工业汇聚鲁西运河沿岸，改变着北方人以棉丝为主的衣饰加工格局，“羊裘、毡罽出自府城（聊城）、临清者佳”，出现了利用皮裘边角碎料拼接、物美价廉的皮袄加工工艺，因制作一件皮衣需数以千计的边碎皮料，其获“千张袄”之赞誉，逐渐发展成为鲁西名产，沿袭至今。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具有不同地域风格的商业、民居建筑也因南北商人汇聚而分布于鲁西运河两岸，成为多元文化汇集的象征。
此外，鲁西地域遗存的忠勇侠义观念也深深影响着民间工艺的诸多方面。鲁西人爱听戏、看戏，在工艺题材选择上多喜表现忠义的题材，如《杨家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表达为百姓伸张正义、为国家匡扶社稷、期盼天下太平的希望，这既是鲁西地区习武之风的外在体现，又是对忠勇正义思想的集体认同与传播。伴随近代运河交通优势的消失，回归农耕生活的稳定经历又使得鲁西民间工艺在制作上略乏机巧，还原至简约淳朴的本色。
[1] 参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第71-101页。
[5] 《长河志籍考》；嘉庆《高唐县志》。(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